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短缺问题日益严峻，绿色金融正成为实现碳中和及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在此背景下，新加坡管理大学（SMU）与浙江大学联合举办的2024全球论坛于10月26日在浙江大学召开，聚焦“科技创新、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议题，吸引了众多学者、政策制定者及企业领袖的参与。

论坛中，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副教授、新加坡绿色金融中心（SGFC）联合主任梁昊教授发表了“发展绿色经济还是推动经济绿色转型？转型金融的未来前景”的主题演讲。他深入探讨了通过政策制定和转型金融工具支持高碳行业脱碳转型的路径，强调了如何通过有效政策推动高碳行业的绿色转型。此外，梁昊教授强调了碳定价、监管、可再生能源开发、以及技术创新在减少高碳行业环境影响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号召与会者共同推动技术与金融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

论坛后，梁昊教授接受了记者专访，就绿色金融的未来趋势及新加坡管理大学和新加坡绿色金融中心的发展发表了更多见解，进一步阐述了他对金融与可持续发展融合的思考。

梁昊教授坚信，只有通过技术创新与政策支持的双重驱动，我们才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碳中和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在这个充满希望与挑战的时代，绿色金融不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更是构建未来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基础。希望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们能见证一个更加绿色、可持续的世界的到来。

绿色金融—行业分析与发展策略

问题：在论坛中，其他嘉宾的观点是否为您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

梁昊教授：论坛上呈现了许多新颖观点和数据。张蓓博士分享的转型金融在中国实践的案例，使我们对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动态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特别是她提到的浙江湖州的案例，展现了具体实施中的诸多细节，极具价值。

Shawn Cole教授结合哈佛商学院的具体案例，阐述了可持续投资的回报机制。这种学术研究与实务案例的结合，不仅能让业界更清晰地看到投资的长期财务回报，还能引发对不同市场条件下可持续投资效果的思考。

问题：在行业转型方面，您为何强调关注高碳行业？可以分享相关案例吗？

梁昊教授：高碳行业的转型对实现整体减碳目标至关重要。新加坡、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高碳行业正面临严峻的转型挑战。相比之下，欧盟的产业结构调整较早，其绿色与非绿色行业的划分已非常清晰。然而，亚洲地区因能源结构的特殊性，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传统能源。

具体到新加坡，作为国际贸易和能源枢纽，其石油和航运业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在推动转型金融时，政府会特别关注交通运输以及石油天然气行业的绿色转型。在中国，煤炭、钢铁和农业则是关键的转型行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差异带来各自独特的转型挑战。例如，在东南亚，红树林作为重要的碳汇资源受到关注，而中国对此的讨论较少。此外，印尼的棕榈油行业在其经济中地位突出，而在中国，该产业虽然存在，但并非支柱产业。各国根据自身产业结构的差异，选择了最具针对性的转型路径，既符合自身的经济利益，也能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问题：在绿色金融和转型过程中，如何实现个人价值、社会发展、企业盈利与绿色金融的协同发展，以减少碳税等政策带来的“阵痛”？

梁昊教授：我认为我们目前所做的许多事情，实际上是在通过改变生活习惯来为技术创新的成熟争取时间。以实现碳中和为例，“净零”（net zero）的概念是指我们排放的二氧化碳与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然而，当前的碳捕捉技术尚未达到可以大规模应用的程度。因此，我们需要在技术成熟之前，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延缓环境恶化。

虽然这是必要的暂时手段，但可持续发展不应以牺牲生活质量为代价，关键在于找到个人生活、社会发展和企业盈利的平衡点，从而实现真正的协同发展。投资者和政府对新技术的支持将直接影响我们需作出的妥协程度。加大对绿色技术的投资，强化政策支持，可以缩短这一过渡期，从而减少牺牲。因此，实现个人价值、社会发展和企业盈利的协同，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平衡机制，通过技术进步缓解这些阵痛，逐步实现绿色金融的长远目标。

教育使命—新加坡管理大学的角色与贡献

问题：新加坡管理大学在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如何影响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

新加坡管理大学的研究成果为政府和行业提供了实质反馈。例如，我们在生物多样性融资领域的研究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重点关注的方向之一。我们举办的自然金融相关的峰会以及与转型金融相关的研究也得到MAS重视，成为政策制定的参考。

在影响力投资方面，我们同样积极参与相关实践，并将新加坡的成功案例推广到其他地区。例如，在新加坡，政府主导的可负担住房政策通过社会工程的方式确保每个人都能住得起房子，这与影响力投资的目标相辅相成。影响力投资的关键之一在于如何确保可负担住房的可及性，这一理念可以为其他国家的私营部门提供借鉴。

问题：在绿色金融领域，新加坡管理大学相比其他高校或科研机构有哪些独特的研究优势？

梁昊教授：新加坡管理大学在绿色金融领域的独特优势，首先体现在其地理位置和研究环境。新加坡作为亚太区金融中心，为绿色金融的实践提供了天然的便利，使我们得以紧密联系全球领先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此外，作为一所新兴专业大学，我们聚焦于经济管理和社会科学领域，因而在课程改革和决策上有很高的灵活性。

2025年1月起，我们将推出五门全新课程，涵盖影响力投资、可持续风险管理、碳市场运作等高阶专业主题。这些课程不仅关注理论，更特别注重与企业合作，邀请行业专家担任导师，以确保课程的实用性和前瞻性。通过这样的课程设计，我们致力于培养能将绿色金融理论应用于实际的复合型人才。

在与中国高校的交流中，我们发现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一些具体议题仍有待探讨。新加坡管理大学希望通过精准化的课程设置，来弥补这一市场空白。目前，我们在可持续金融领域已有丰富课程积累，并计划进一步推出“可持续发展硕士”项目。结合新加坡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的优势，新加坡管理大学在亚太地区绿色金融教育与研究方面居于领先地位。我们希望通过创新课程和跨国合作，为社会带来真正可持续的绿色金融实践和人才培养。

问题：能否分享一些新加坡管理大学以及新加坡绿色金融中心在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应用项目成果？  

梁昊教授：我们正在推动“影响力加权框架”（Impact Weighted Account Framework）项目，致力于在传统财务报表中整合企业的社会与环境影响。这一框架的核心是为企业的非财务因素，如碳排放、人权保障、性别平等等影响赋值，将其转化为与财务数据相对应的货币数值。通过这种量化方式，企业的财务报表不仅展示盈利和亏损，也能清晰呈现对社会的影响，从而使企业和投资者在决策时兼顾财务和社会效益。

我们与哈佛商学院的Shawn Cole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和荷兰的Impact Institute共同合作，设计了适用于多行业的计算方法。目前，我们已经在新加坡和中国的房地产、商业银行等行业开展了试点研究，通过企业提供的运营数据，借助“影响力加权框架”量化社会影响。例如，在某地产公司案例中，我们计算其碳排放带来的社会成本，并将其换算为货币数值，从而使投资者在评估时能够直观了解财务收益与社会效益的双重“价值”。

该框架不仅在企业中逐步应用，也为学术界带来创新可能。我们正尝试将其应用于学术研究，探索如何量化学术成果对社会的正面影响。为此，我们在过去半年中专门设计了一套适用于学术研究的评估体系，尝试通过模型分析研究对区域生产力的贡献，并将其量化为GDP增长的等值货币数据。这在亚洲尚属首创，初步成果显示，新加坡管理大学的学术研究对新加坡乃至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

未来展望—可持续金融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问题：在推动高校教育、企业和资本的整合过程中，您遇到过哪些挑战？有哪些问题亟需解决？

梁昊教授：最大的挑战之一在于“语言”差异。这里的“语言”指的是学术界和业界在沟通内容与方式上的不同。学术界重视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但这些内容对业界人士来说并不直观；而业界更关注财务报表、盈利和亏损等直接数据。如何让业界理解学术的“语言”，并让学术界关注业界的实际需求，是我们遇到的首要难题。

其次，双方的思维方式也存在差异。学术界习惯于长时间的研究和深度探索，而许多业界人士则倾向于短期盈利目标。为了促进两者间的有效合作，新加坡管理大学推出了SMU-X模式，安排学术导师和业界导师共同授课，并根据学生解决实际公司问题的表现进行评分。这种方式逐步拉近了学术界和业界的距离，让双方在合作中更好地适应彼此的视角与思维方式。

此外，绿色金融议题涉及金融、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不同学科的学者各有侧重，金融学者关注资本市场，自然科学学者更重视生态影响。我们正在探索跨学科的学习和交流机制，以促进不同领域的深入合作，共同探讨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问题：您如何看待绿色金融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以及高校在培养具备可持续意识的金融人才方面应采取哪些措施？

梁昊教授：绿色金融课程比传统课程更为复杂，面临着频繁变化的挑战，难以预测未来五到十年的发展。然而，我希望在未来“金融”这一概念能自然融入可持续性，不再特意区分“绿色金融”或“可持续金融”。

当前，绿色金融往往被视为独立于传统金融的领域，后者以盈利为主，而前者则强调社会责任。我期待未来金融定义中自然而然包含绿色和可持续性。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要提升学生的可持续意识，以便他们快速适应行业发展。同时，研究应紧密结合实际应用，缩小理论与实践的距离。未来五年以新加坡管理大学为例，我们将增加实习机会和实践课程，帮助学生深入理解绿色金融。这不仅能增强学生的实务能力，也会促进教师研究与业界需求的对接。此外，高校研究需要紧贴实际需求。若理论研究无法有效应用于现实，其价值将大打折扣。因此，通过加强实践与业界的联系，我们能更有效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助力社会与企业的可持续转型。